時代的縫裡,有圓潤憂傷的珍珠

時代的縫裡,有圓潤憂傷的珍珠

圖/鄧博仁

(木馬文化提供)

「我在很早之前就聽說過,時代有着一道縫,肉眼看不見,人一不小心,就會掉進裡面去……」        -陳慧,《弟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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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弟弟》是陳慧在二○一四年雨傘運動之後寫就的小說,在那時,香港正處於被稱爲「傘後憂鬱」的時期,經歷催淚彈與長時間街道佔領之後仍未能達到「真普選」的訴求,年輕人以至不少成年人都處於一種抑鬱無力、暗裡暴躁無處發泄的狀態中。而當時香港仍可以自由發表與社運有關的創作,《弟弟》二○一八年曾於文創APP上連載;而本來像是貓一樣安靜蜷縮專注寫作的作家陳慧,於二○一八年移居臺灣教書,因爲她是發起「佔領中環」的「十死士」之一,在運動後遭受打壓,乃移居臺灣。

臺灣人現在比較熟悉的是香港二○一九的運動,但其實,沒有二○一四的醞釀,也不會有二○一九的波瀾壯闊。而二○一四的遺產或後遺,還來不及好好梳理,轉眼就到了更天翻地覆更巨大的二○一九,有更無法覈算的遺產與後遺,有更多的人掉進時代的縫中。故事不像新聞,沒有那麼嚴格而傷人的保鮮期限,故事來自過去,卻不會過時;反而,藉着文學的力量,可以彌合一些歷史的空隙,代與代之間的鴻溝。《弟弟》是在時代的縫中的故事,陳慧和故事們,在時代的縫中躺着,傷口流着黝暗的光。感謝臺灣的自由,能夠讓《弟弟》出版;我慶幸能夠讀到《弟弟》,它就像珍珠一樣圓潤與憂傷,同時保持文學的光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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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陳慧,第一本著作《拾香紀》,就曾在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創下銷量奇蹟,並確立陳慧最爲人熟識的風格標誌:以青年成長史來講香港史,以流行文化來做歷史敘事的時間戳記(這不啻也是一種對抗官方大敘事的方式),第一身流暢鮮明的敘述角度,配合生活小趣味與感官豐富的細節。不止香港人,臺灣讀者也可以從各式流行曲及電影如王菲歌、電影如《無間道》、《太陽神十三號》、《北非諜影》、漫畫如《GTO》(臺譯《麻辣教師》)等等,同時印證歷史與私己的故事,得到新知或共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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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能夠一直停留在以上雲淡風輕的陳慧風格分析那多好,但在如此亂世,我有更重要的東西要說。《弟弟》較諸陳慧前作,社會大事在小說中佔有更大更重要的篇幅,更大程度地影響了主角可意與弟弟可樂的生命,迥異於此前大部分以旁觀者視角寫及社會大事的香港小說;我想這也是因爲陳慧本人走上街頭加入抗爭,有在金鐘等佔領區留守的經驗。《弟弟》中後部分的筆觸濃稠憂傷,我想,這部分纔是陳慧寫這篇作品的原因。稍作提醒,陳慧小說並非着重以客觀廣闊的筆法描述整個雨傘運動的來龍去脈,她着重主觀情感的角度,寫一個素來反叛大膽、謀求賺錢自立的姊姊,看着本來溫柔乖順的弟弟走上街頭參與抗爭,投入選舉,弟弟一再遭受挫折而陷入憂鬱,姊姊的生命也被捲起動盪,無法割捨的親情與城巿的變化糾結難分。二○一四已過去八年,二○一九也過去三年多,此時臺灣讀者對香港的同命感與憐惜關注若未退卻,也會進入另一階段,就是透過更多藝術作品包括電影或小說(而非直接的新聞),去觸摸香港,這將涉及更多的情感,更大的真實。看着香港未經梳理的一切內核真實,讀者也會有機會觸碰到他們自身的內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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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場社會運動都會留下各式各樣的創傷,或巨大或微小,都不容易處理。香港青年作家樑莉姿寫的《日常運動》,寫及二○一九年的數種「運動傷害」,這些傷害也同時來自於每個個體更深藏的生命脈絡。《弟弟》裡面觸及兩種重要的創傷,一是「傘後憂鬱」,即二○一四雨傘運動未能迫使政府讓步而達成「真普選」,本土思維的青年人透過選舉爭取發聲亦被取消當選的議員資格,社會上不少人都懷有暴躁與鬱結的心情。小說中的弟弟譚可樂,並不特別強壯,面對挫敗與打壓,並不能有回天之力,而小說並不將青年神化,只是讓我們看到青年純樸的執着,並用文學的內在式陳述,探索無能爲力又無法想通時,黑暗如潮水將人吞沒的情緒狀態。情緒的起因容或不同(我們不能太輕易地假設二○一四與二○一九是一樣的),但情緒的狀態卻很可能相通相近,我們常常就是因此而閱讀文學。甚至臺灣社會的「悲情城巿」底子,社會結構中仍然暗藏某些威權影子因而令年輕人有感悒鬱頹喪,也可與譚可樂的哀傷失語默然共鳴。

「傘後憂鬱」以青年角色呈現,《弟弟》中還有一種成年人的創傷:無法保護年輕人。敘述者譚可意一生爽脆大膽,但看到弟弟抗爭時反應還是如一般香港人:要他馬上遠離危險,快點回家。這曾導致感情極好的姊弟二人產生疏離:因爲二○一四以來,年輕抗爭者即使面對危險,亦不接受被勸退、乖乖回家,他們以自身的堅執要求關懷他們的人一起抗爭──這種心情在二○一九發展爲更大規模及更堅執,更多成年人被年輕人說服,有更大的團結,也有更多的分割與紛爭產生。譚可意也真的跟隨弟弟開始參與抗爭,但同時亦不放棄要保護弟弟的信念,到危險時,她依舊會想辦法把弟弟運離現場。而弟弟也依舊怪她。《弟弟》有時可視爲一個微縮模型,讓我們看到二○一四至二○一九年之前,香港人的心理轉折-轉折期的事物狀態可能只是短暫存在,但不代表完全消失,其痕跡經歷都會依然留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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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慧曾私下跟我講過,她曾在雨傘運動現場中看到一個少年,心裡十分疼惜他這麼年輕都要出來抗爭,很想上去跟他說一句「細佬,你返屋企啦。」粵語「返屋企」就是回家,「細佬」就是弟弟,香港有點年紀的人喜歡稱年輕男生作「細佬」或「阿仔」,女生就是「阿妹」或「阿女」。她說這就是整篇小說的起源。作者的親身經歷對小說的營造存在重要影響,比如在抗爭行動衝突嚴重時,陳慧引入教堂與鐘聲,宗教作爲矛盾的中和。雨傘運動發起人不少是教徒,宗教的犧牲精神在雨傘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而小說中相當着重抗爭青年仍須以家庭爲背後的靠依、受傷時由家庭來撫慰,我本想取笑說這是巨蟹座陳慧的信念,但轉念想到二○一九導致許多青年與家庭的撕裂、甚至家庭離散,又覺慘然笑不出來。

二○一四之後,許多成年人無法像少年們走得那樣前,但不少之後都離開了原來的工作與社會位置,要尋求另一種生活與實踐,這也被陳慧寫進小說裡了。《弟弟》在非常緊張的暗涌中戛然而止,作者大概是在悲觀和樂觀的心理張力中已然盡力了,我卻忍不住想,弟弟可樂可能會長大,後來會在二○一九有更多的故事。

《弟弟》一開始的俐落敘述會讓我想像不到中段會出現這麼濃稠膠着的情緒,至於末部分更是想像不到的緊張,作者讓敘述者可意的生命出現重大的生命選擇、情節變化,對比弟弟可樂對生命的平板絕望之感,在情節與情緒之間形成強烈的張力,而作者以極大的意志堅持不讓這兩者相交到產生平庸的拯救。經歷各種跌宕,可意終於明白,一個懷有極大願望或極度絕望的青年,他呼求的不是保護,而是接受與陪伴。這並不需要上升到什麼普遍的定理法則,只是一個人在自己的處境中面對自己重視的人,而得到的重要領悟。

小說結尾,可意說她要做個坦率的人。面對外在的壓抑與消逝,與內在未及梳理的一切,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擁有坦率的能力?而我作爲讀者與朋友,都希望《弟弟》與陳慧,與香港讀者與臺灣讀者,都能夠隱默形成彼此相互的,接受與陪伴之關係。如果時代真的有縫,我們也可以在那裡好好呆着,互相陪伴,等待黎明來到。

(本文摘自《弟弟》一書,木馬文化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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